抗战时期孙多慈在丽水的情感抉择

　　孙多慈油画自画像

　　孙多慈，因与老师徐悲鸿之间的关系而备受世人关注。

　　1927年，徐悲鸿留学归国，不久受聘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南京）。此时的徐悲鸿被家庭矛盾所困，以忙于绘画教学和创作为借口而时常不回家。就在1930年的这一年秋天，被徐悲鸿称为“智慧绝伦，敏妙之才”的孙多慈闯进了他的生命轨迹。孙多慈，原名为孙韵君，“多慈”是入学后老师徐悲鸿为之所取，寓“大慈大悲”之意。孙多慈生于1912年，安徽安庆人。父亲孙传瑗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曾任过军阀孙传芳的秘书。当时的孙多慈没能如愿考上中央大学文学院，她就改学从小就爱好至极的绘画。通过托关系她先在中大艺术系以旁听生的身份上课，经过考核，后来正式取得学籍，成为徐悲鸿的入门学生。

　　孙多慈（右三）1951年游欧途经美国纽约时与旅居美国的胡适（右一）、王亚尘（左一）、王少陵（后排左一）合影

　　在跟随徐悲鸿学画期间，孙因绘画能力超群而被老师赏识。作为师者的徐悲鸿，在渐渐关爱之中却多出另一种情感诉求，自然师生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微妙起来。对学生孙多慈的爱恋，徐不太喜欢掩饰自己内心，时有诗作记之且在与好友之间的通信中也难以掩饰，其中就有这首爱情诗作：“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1935年孙多慈从中大艺术系毕业，家人不放心她一个人呆在南京，就把她接回家乡安庆，并在当地的省立女中教书。此时的徐悲鸿为了心爱的学生能够继续在绘画领域深造，为之奔走周旋。除了帮孙出画册外，还通过自己的人脉为孙多慈申请留学比利时。要不是蒋碧薇从中阻挠，孙多慈也就实现了老师徐悲鸿的愿望，不过后来，孙还是实现留学且与老师徐悲鸿还是校友。七七事变发生前夕，徐悲鸿所在的南京危在旦夕。此时的徐悲鸿一方面为了逃避来自家庭的感情困扰；另一方面为了作品避难，选择远在另一地的广西。此时的徐悲鸿除了担心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收藏品外，还担心远在安庆的恋人孙多慈。通过写信的方式，嘱托孙多慈来西南地区的广西避难。此时，中大艺术系也随国民政府迁址重庆，徐安排好作品存放之后，继续在中大艺术系（重庆）教书。

　　1939年春，徐悲鸿得知孙多慈一家因避难来到长沙，急忙从重庆转道武汉至长沙，与孙见面。之后，一起来到桂林。为孙安排落脚的地方和工作去向，这段时间，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关系变得欣慰起来。唯一的障碍是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为了实现两人在一起的合法性，徐悲鸿不惜在《广西日报》登报正式申明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一障碍。没想到徐的好友沈宜甲为了帮助他尽快从与蒋碧薇之间关系破裂中解救出来，拿着登报信息上门告之孙多慈的父亲。不仅没有实现预想，反而使此事向着更加恶劣的方面发展。一番折腾之后，孙传瑗自然无心继续呆在桂林。恰巧，远在丽水的许绍棣曾经是孙的上级领导。之前，从丽水出来也因为孙的相助才得以解决盘缠的问题。加之，在丽水除了孙传瑗认识的老上级之外，孙多慈的大学好友李家应的父亲李立民（时任省政府秘书）也在丽水。

　　这里，不得不提及另一关键人物就是王映霞――郁达夫的夫人，也因为避难来到丽水。王映霞把才貌兼具的孙多慈介绍给了许绍棣。当然这与孙的父亲孙传瑗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许绍棣，浙江临海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认识孙多慈之前，许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夫人病逝后，留下三个孩子。因当时的浙江省政府迁址丽水避难，许随之来到此地。孙多慈一家离开桂林的时候，徐悲鸿并不知道。至此，徐悲鸿与孙多慈再也没有相见。此时的孙多慈已经是25岁芳龄，依从父亲的安排，随之转移到了丽水，在碧湖一所联高当美术教师。李家应在知道关于孙多慈的情况之后，就托远在丽水的王映霞为孙多慈介绍合适的对象，并且把孙多慈与老师徐悲鸿之间的故事如实告之，且认为孙徐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没想到的是，王居然把孙多慈介绍给她父亲的顶头上司许绍棣。

　　作为上司的许绍棣给了孙家很多帮助，孙传瑗对这个未来女婿抱有很大希望，此后处处为许绍棣说话。最初，两人是以通信的方式，相互增进对对方的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认识，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贴近。最终，在王映霞的引见下，于碧湖正式约会认识对方。

　　从孙多慈晚年的回忆中，呆在丽水四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段难以忘记的历史。当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即使是和徐悲鸿之间的通信中也并未逃避这个话题。为此，徐悲鸿曾提醒过孙多慈说：“许绍棣这个人我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曾行文通缉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面对这样的异声，此时的孙多慈以自己亲身交往为见证，竭力为已经在自己内心留下好印象的许辩解道：“我在丽水倒是发现许绍棣热心于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中小学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从不讲究个人物质享受，浙江省主席黄绍f也多次公开表彰他。他对客居丽水的进步文化人也给了不少关照，可见人是复杂的，不可因一事而论之，以偏概全。”虽然许绍棣给孙多慈的印象不差，但也没那么容易真正走进婚姻的殿堂。许绍棣与孙多慈真正走在一起，用了近4年的相互认识和考验。孙与许终于在1940年成婚。此时的徐悲鸿远在新加坡，在等待许久后，终于收到一封来自丽水的信件，信件中片纸未着一字，只有一颗红豆寄送。见此情物，徐悲鸿伤痛不已，以诗“红豆三首”记之：

　　（一）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二）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三）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平心论之，孙多慈在对待感情上也是复杂的。她万万没有想到，四年的等待，原来与之结婚的是许绍棣。在我看来，孙多慈多少是后悔的。为此，她曾说过：“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孙多慈素描作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孙多慈曾到过南京，之后在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任教于师范大学，生有两子。徐悲鸿也于1946年在重庆与廖静文结婚，结束自己多年的“单身”生活。当孙多慈得知徐悲鸿于1953年9月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当场昏倒过去。之后，为他守孝两年（有说三年）。晚年的孙多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