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扶贫干部袁思齐：谁说萌萌哒“90后”不靠谱

袁思齐入户调研贫困户帮扶情况。记者赵艳红摄

告别重庆，沿乌江南下，不到3小时车程便到了武隆县。碧绿的乌江水横贯全境，江面上氤氲的水汽与山间的雾气交织，给这座山城添了几分婉约。

沿山而上，翻过一个斜坡，眼前一栋两层的矮楼，便是武隆县扶贫办所在地。2016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刚刚下乡回来的袁思齐。这个生于1990年的姑娘齐耳短发，双肩包，牛仔裤，短靴上满是灰土。等她开完关于扶贫验收的讨论会、填好验收的表格，再和我们坐下来详谈，已近晚上9点钟。

一年多前，大学毕业的袁思齐回到家乡，成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武隆县扶贫办产业科科员。

每个月她和同事有2/3的时间在上山下乡，剩下1/3不是在填表就是在开会。一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是否详实、补助是否发放到位、房子是否安全、申请修路资金有无实际需要、领了产业补贴的果园经营的如何……都是袁思齐和同事们要反复检查核对的要紧事。

袁思齐很看重这些平凡细碎的工作，“不然怎么能让每一分扶贫款都用在实处”。

下乡的时候，袁思齐是个接地气的妹儿。偶尔周末回到重庆市区观音桥逛街，她一定美美地化个淡妆换上裙子。“谁说我们萌萌哒‘90后’不靠谱？！”

“精准”已在耳朵里生茧

“七分山，两分水，一分田”是武隆的真实写照。2014年这里建档立卡时识别评定的贫困村有75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40.3%。

2016年，武隆要实现这75个贫困村、共计5.5万人整体脱贫“摘帽”。为了这一目标，武隆制定了1700多个精准扶贫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扶贫搬迁、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全县上上下下齐上阵，建立对接帮扶机制，立下限期脱贫“军令状”。

袁思齐所在的产业科，2016年下达特色产业项目资金2735万元、乡村旅游项目资金500万、电商补助项目资金410万元……

“精准”这两个字，已在袁思齐耳朵里生了茧。“无论是县里开会，还是我们扶贫办自己开会，领导们都在一直强调‘精准’。我琢磨着，具体到我们这些科员们的工作，就是下乡时各项工作都要细扣。”

记者随袁思齐下乡的第一站，是位于武隆县西部的羊角镇庙岭村。在村便民服务大厅，袁思齐从文件柜里搬出厚厚的一摞档案，开始抽查起村里贫困户的帮扶情况，随机抽到了陈朝华家。这户六口之家，有3个处于学龄的孩子，贫困原因正是“因学”。

“县扶贫办的同志来看望大家。”两位七旬的老人迎出门来，看见记者一行，有些拘谨。“荩ㄖ厍旆窖裕指‘阿姨’），门口的柴火垛码得那么整齐，您二老比年轻人还能干。”袁思齐上去拉着老人的手，三两句就打开了话匣子，顺势将儿子儿媳打工寄回来多少钱、养猪的收成、娃娃们一年读书的开销、养老金补贴和良种补贴等家庭收支情况一一核对，并在调查表上打钩记录。

每个贫困户的档案里，都有贫困户登记表、贫困户到户规划表、到户扶持实施统计表、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统计表四张表格和帮扶手册，涵盖了贫困户家庭基本状况、生产生活情况、住房收入情况、帮扶情况等几十项内容，记录了帮扶干部对贫困户的帮扶情况。每一项都需要扶贫工作人员核对填表后再由贫困户自己确认签字。平日里基层扶贫干部也会抱怨“繁琐”，武隆县扶贫办主任沈江涛总是耐心的强调，“如果没有对这些基础信息的排摸和更新，扶贫各项工作就没有最基础的依据。”

告别庙岭村，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车子在一处山坡前停下。踏过一丛丛的马儿杆草，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就在眼前。那是通往羊角镇艳山红村沙坝村民组和长五间村民组的土路，逢阴雨天便会大坑套小坑。袁思齐和项目科科长蒋洪都此行的任务，是调研重修这条路的必要性和成本。”

“附近总共有91户、236个村民，全长1.2公里，我们设想加宽到4.5米，不仅能方便村民们出行，还能解决物资运输问题。”袁思齐和蒋洪都边听副镇长高建新的汇报，边实地看路面和沿路住户的情况，两人合计着得40万块钱，可以从县非贫困村精准扶贫补助资金里申请。

帮村民修路，是袁思齐特别看重的事儿。“庙岭村一位萆了病，村民们把她抬上车，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把她送到了县医院。以前她从没下过山出过村，看见江上的船只，惊慌地说‘房子怎么在河里跑’。这个故事提醒我扶贫这项工作的意义，给了我长期在山区乡野奔忙的动力。”

“等审批通过后，修路的资金计划就会下发。然后就可以开始招标了。但是因为海拔、气候的原因，开工要等到明年春天。到时候我们还得下来监督验收。”袁思齐眼神里满是期待。